做事做人与做局谁在做人

二、谁在做人

出身社会后，讲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做人”。平常所讲的“做人”更多的是指自身修为，这里我们要讲的“做人”，是指能在社会上立足，成为一号人物。还是那个比喻，社会就像电视剧，不是谁都能成为一号人物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只能默默做事，被人提起的时候就是路人甲、士兵乙、小贩丙之类的。只有那些拥有大量社会资源，处于组织中上层，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才有资格去“做人”。

举个例子，孙朝宗前面已经讲过了，文武双全、能力突出。就是这样一个猛人，在徐铁英被方孟敖、马汉山劫持一段，王蒲忱明明知道他的身份，却还是会冷冷地一句“刚才忘记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这就是说你孙朝宗还算不上一号人物，而仅仅是个做事的角色，我可以搭理你，也可以不搭理你。对比另一个例子，方步亭到五人小组接受问询的时候，明明是被调查的对象，可一到门口，众人却齐刷刷起立迎接，因为他是一号“人物”。你孙朝宗再聪明、能干，那也只是个做事的，没有“做人”的资格，想施展“做人”的才华，不好意思，没有你的舞台。

（一）讲规矩。代表人物陈继承、杜万乘等。

什么是讲规矩？官方一点叫讲原则，江湖一些叫讲义气。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面，充满了明规则、潜规则，好习惯、坏风气，不论你是正是邪、是好是坏，要想站稳脚跟，都必须要讲自己的规矩。

陈继承作为国民党的“老人”，贪腐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能够在北平统领警备司令部一班人，那也不是毫无本事的。他能够笼络人心，很大的原因便是讲规矩，当然讲的不是什么好规矩。“自己人就算是错了也不能抓”，马汉山这样名声在外的腐败分子，也还是要保，这就是他的主张，他的规矩。不要小瞧了这点东西，一个部门、一个圈子、一个帮派能够凝聚起来，很多时候就要靠领导人讲这些规矩。那些不讲规矩的人，作为“老大”却在关键时刻抛弃“小弟”，在江湖上是最令人不耻的，是不会“做人”的典型。

与陈继承搞小团体主义不同，财政部总稽查杜万乘讲的是另外一套规矩。杜万乘看似一个无用书生，作为五人小组的组长，没一个人把他当回事，还被第四兵团半夜里一通电话吓得屁股尿流。这样一个人，能够坐上财政部总稽查的位置，身上必然也有他的闪光之处，那就是他自始至终、从头到尾都十分讲原则。到北平查案的是五人小组，但其中四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只有杜万乘在按部就班地查案。虽然每次碰到硬茬都毫无办法，但他实实在在是按程序办事的，从没有违反过查贪腐的任何原则。做人能够做到这一层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就是无论面对什么难题，尽心尽力去做，始终原则不变、规矩不改，纵然失败了也问心无愧。

陈继承、杜万乘身上都有明显的缺点，一个贪婪、一个懦弱，但在现实中，陈继承这种人很受拥护；杜万乘这种人也很受器重。原因很简单，下属会喜欢陈继承这种有担当的领导，领导会喜欢杜万乘这种不耍滑头的下属。到了“做人”这个层面，要想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站稳脚跟，首先就是要讲规矩，也就是所谓的“人无规矩不立”。

（二）讲情面。代表人物李宇清、王蒲忱等。

“讲情面”就是讲感情。人始终是社会动物，亲情、友情、爱情，正是一个“情”字让人类行为脱离了低级趣味，而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如果说“讲规矩”能让人在社会上站稳脚跟，那么“讲情面”则能让人立于不败之地。关于这一点，剧中也有个过描写，就是崔中石在接受五人小组问询时，因为马汉山站着而不愿就坐那一段，旁白解释到，当时官场上流行吃“两碗面”——情面和场面。

李宇清是北平行营副官长，也就是秘书长的角色，这个职务不可谓不高，因为很多时候他是能够代表李宗仁的。实际上，李宇清并不是李宗仁的人，他是蒋介石派过去的，这一点剧中有明确交代。而且李宇清和蒋介石的关系应该是很亲密的。在处理完方孟敖擅自起飞事件后，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这段对话就很有意思，李不称呼蒋为总统，而是用了黄埔军校学生特有的“校长”称呼，然后是蒋介石的一段“狗粮”式的责骂，“我不是你的校长，黄埔也不敢有你这样的学生”。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明一个问题，李宇清确确实实是一个位高权重、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但就是这样的大人物，却很能够放得下身段，待人接物处处都很讲情面。如果说像哄小孩一样哄着何其沧，还可以解释为对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尊敬，那么面对已经戴着手铐的马汉山还能称呼为“老马”，且不失时机地倒杯水递过去，就真正体现出了他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修养。李宇清身上展现了“讲情面”的一个境界，那就是不刻意为之，在外人看来顺畅自然，而不像生活中有的人那样，虽然满脸堆笑、处处殷勤，却总让人觉得很虚假，怎么看都不舒服。

王蒲忱出场时间比较晚，全剧到一半的时候才出现。在之前，保密局这个组织已经参与了很多事件，但都是在马汉山的带领下。对前任站长插手工作听之任之，一遇到问题就抽烟咳嗽，这样的王蒲忱，难免给人一种圆滑世故的感觉。一般来说，圆滑的人往往也很虚伪，但王蒲忱并非如此，不仅平日里对人都客客气气，处处想得周到，等到对方倒霉了，他也能够一如既往。马汉山落马后，他不贪老站长留下的财，虫草拿给老站长补身体，担心老站长想太多，就派人陪他打牌，直到押往南京那一天，还恭恭敬敬给老站长打好洗脸水。感情讲到这个份上，也难怪老江湖马汉山都会感动，要把那本黑账留下来，帮他得一份功劳。后来曾可达私卖军粮，王蒲忱奉命去抓捕，同样充满了人情味。面对失落的曾可达，他还是关心地说：“两天没合眼了吧！曾督察，到我那儿去洗个澡，休息一下”。做到王蒲忱这般是很难得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走茶凉、落井下石才是常态。

能做到“讲情面”，做人就已经做得很有水平了。如果说讲规矩能得到圈子里人的认可，那么“讲情面”则能找到可靠的朋友，在关键时刻拉自己一把。说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关于全剧结尾处方孟敖将王蒲忱、徐铁英等人丢在机场的事情，很多网友不能接受，在网上讨论，表示不应该把王蒲忱与徐铁英同样对待。剧情这样发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这也间接印证了前面的观点，连观众都想拉“讲情面”的王蒲忱一把。

（三）讲信仰。梁经纶、崔中石、曾可达、谢培东等。

讲信仰的人有灵魂。人一旦掉进社会这个大染缸，就会被弄得五颜六色，灵魂也就不再那么干净了。为什么活着？活着为了什么？很多人到死的也没搞明白，活着就是浑浑噩噩。而真正有信仰的人知道为什么而活，也知道为什么去死，充满力量、无所畏惧。

首先讲梁经纶。燕京大学的教授，明面上的共产党员，实际上的国民党铁血救国会核心成员，一个被建丰同志评价为“才大心细、明善诚身”的人。梁经纶的聪明、才华和能力这里就不多讲了，概括来讲就是属于顶级水平那种。比如，谢培东、崔中石、方孟敖、何孝钰的共产党身份以及接头关系，其实都已经被他猜透了，只是碍于复杂的关系，有的他讲了出来，有的没有讲出来。

所谓信仰，从来都不是迷信某个党派、某个人，而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的精神。梁经纶表面上是忠于建丰同志，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本质上却是忠于他所讲的“无论将来谁胜谁败，都绝不能再让国人饥寒交迫”。他和曾可达一样，之所以站队铁血救国会，是因为相信建丰同志能带领他们实现“不再让国人饥寒交迫”的理想。但梁经纶的信仰不及曾可达纯粹，也不及曾可达坚定。他的信仰有时候显得偏激，比如那一句“古老的夜晚和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如果真的连生活都要抛弃，那所谓的理想实现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点连曾可达都是不认可的。为了理想，他甚至是不择手段，包括利用自己所爱的何孝钰，以及爱自己的谢木兰。和许多青年一样，梁经纶的信仰是刚强的，也是容易折断的，当谢木兰死在自己怀中，他的信仰也崩塌了。

崔中石与梁经纶有些类似。关于他的能力，也无须讲得太多，一句话概括就是，能够和徐铁英、方步亭这样的顶级高手周旋自如。在南京党通局大楼，与徐铁英交谈那一段，他处事的周密、老道就已显露无疑。他与梁经纶相似，但又不相同。相似的是都有着救国救民的情怀，不同的是他站在共产党一方。他的信仰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将生死置之度外，毅然选择做出牺牲。关于崔中石的赴死，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崔中石一旦去了解放区，共产党的身份被坐实了，那么方孟敖、谢培东的身份也会被坐实。所以，崔中石的死并不是无谓的牺牲。但崔中石的死并不是完全为了信仰，也不是无比高尚。他在遗言中提到了自己所爱的人，一个在解放区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抛弃为自己操劳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女，心心念的是另一个女人，这种抛弃了生活的信仰难道就真的值得吗？

梁经纶也好，崔中石也罢。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但这种信仰是脱离了生活的，是没有支点的。这也是他们最终无法找到幸福的原因。

曾可达被认为是一个有些愚钝的人。他在北平办事，处处要打着建丰同志的旗号，遇到难题事事要请示二号专线；对于上级的指示精神，有时候也不能很好领会；在玉米地里发电报那一段，更是被人们拿来与孙朝宗比较，嘲笑他的记忆力不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小聪明不等于大智慧，曾可达是最被我们低估的一个人。就办事能力而言，曾可达有时候确实没有那么精明，但他身上有良好的习惯和可贵的品质。他打了自己的副官会主动道歉，发怒摔了杯子会自己担责，工作中犯了错误会认真检讨；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没事就跑步、练拳，读曾文正公文集；已经身居高位，但不为家里谋私利，每个月还要把薪水寄回去补贴家用。虽然也有过心存偏见、推卸责任、巴结权贵等种种小心思，但心怀国家、心怀百姓的初心却始终没变。

曾可达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为人正直、坚守底线。比如杀谢木兰这件事情，北平四个铁血救国会成员三个参与其中，唯有曾可达做到了坚守底线，敢于怒斥徐铁英，为什么？因为他有一身正气。当币制改革即将失败的时候，曾可达私卖十车军粮，向正在北平的蒋介石死谏，此时他已不再是为某个人、某个党派卖命的政客，而升华成了顶天立地、为民请命的民族脊梁。此时的曾可达是值得所有人尊敬的，连桀骜不驯的方孟敖也要立正敬礼。最后，他选择自杀在机场，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方孟敖站在他的墓碑前说：“如果知道当时是要盖棺定论的话，我应该对他的评价更高一点”。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整个社会和历史的遗憾，对于曾可达这样人，我们的评价不应该更高一些吗？

谢培东是剧中最无私的那一个。他在年，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入党，几十年在国民党的机关里面工作，面对富贵生活，却坚守清贫。这是那个时代真正高尚，真正有坚定信仰的人的真实写照。为什么他能将身份隐藏到最后？因为他的信仰是坚定而纯粹的，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建功立业，不是为了打下江山坐江山，而是纯粹的为了国家和人民。一个二七年入党的元老，一个直接对周恩来负责的高层，在全国终于要解放的时候，却深藏功与名，继续隐瞒身份一辈子，这便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至高境界。不同于青年们信仰的偏执和急躁，谢培东的信仰并没有脱离生活，更不是将生活作为垫脚石。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在方家隐藏二十年，不是自己有多厉害，而是亲情不忍猜疑，方步亭以及方家的所有人是把他当亲人看待的。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他自己可以牺牲，但不能让亲人牺牲，所以面对张月印提出留住方孟敖的要求，他会断然拒绝。谢培东代表了一个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为党、为国，也为家人，唯独不为自己。

为什么讲信仰是“做人”的最高智慧，因为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为之奋斗终身。现实中，我们会发现那些最终成就斐然的人，往往就是能够在自己的道路上奋斗到底的人，而那些最终失败的，更多是看起来精明，却迷茫不知方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