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一带，考古人员已经在6处发现了埋藏的人头骨。埋藏人头骨数量最多的两处分别在外瓮城外和门道处，各有24颗。东门址北端石城墙基之下，也有4处埋藏人头骨，分别有1～16颗不等。这些人头骨都埋在城基下事先挖好的坑中，多数颧骨朝上，也有一些是枕骨和颅顶朝上的，整体摆放似有一定的规律。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痕，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的迹象。
外城东门址墙基下面埋藏的人头骨
人殉在上古时期，流行于世界多个地方，譬如今天伊拉克乌尔城死人坑，就发掘出68副女性遗骸和6具男人尸体。死人坑的年代在公元前年左右，其中还随葬有各色珍奇宝藏，包括一座由金、银、贝壳、天青石和由玛瑙制成的名为“灌木丛中的公羊”的雕像。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考古资料显示，这座死人坑内埋葬的是乌尔城的领袖们。
年出版的《当代人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早在公元前0～前年的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欧洲的狩猎采集者就已经开始实施人祭，而且埋葬了两人以上的合葬率所占比例非常高，达到了20%之多。
中国人殉现象出现时间相对晚一些，据目前公布的考古资料，殉葬最早出现于公元前年左右的后岗一期文化和公元前～前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除男女合葬和多人殉葬外，还出现了杀殉的乱葬坑、奠基坑等。
类似现象在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公元前～前年）、长江上游流域的良诸文化（公元前～前年）、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公元～前年）等遗址均有发现，且殉人数量远远高于大汶口文化时期。
石峁古城所见人头骨均埋藏于石峁文化早期地面之下或城基之下，且人殉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表明这些现象应该是城址奠基的祭祀行为。
另外在一些贵族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人殉现象，如后阳湾地点的墓葬中，有一长3.05米、宽1.6米，编号为M1的大墓中，就出土完整人骨一具，其侧身屈肢，头西面南，上肢似被捆绑。经鉴定，为一20岁左右的青年女子。
再譬如在韩家圪旦地点一长3.8米、宽2.8米，东西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中，北壁发现壁龛一处。墓主人位于墓室中央，其南侧及西南就有人殉和狗殉。墓内出土了玉管、玉鸟、绿松石珠、鸵鸟蛋壳等高等级随葬品。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东门址一带的石墙内和石墙下面，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玉器。这些玉器或发现于墙体倒塌堆积物之内，或发现于石块砌筑的墙体外缘。玉器品类有铲、璜、钺等。
石峁统治者显然是把作为稀世之物的玉器当作了一种体现富贵地位和具有辟邪神话功能的标志，同时，也“构建了石峁上层精神的屏障”，表达了石峁筑城者及使用者企图通过这一行为传达对城门这一控制交通、外防内守重要设施的精神驱鬼、保护城址安全的信仰寄托。
前文已述及，石峁文化各类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粗略估计约有三四千件。从这些玉器主要出土于大型土坑墓、祭坛或祭祀性土坑，以及石砌门址方围三类遗址来看，都带有一定的信仰祭祀意义。联系到此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同时代的陶寺文化，这种用玉作为敬天、祭祖、辟邪的礼器的现象，正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多元一体”特质的集中体现，说明在公元前～前年，一个共同的中国玉文化认同圈已经形成。
陕西省有关部门在年以前，曾征集到20多块石雕人面像，但由于不能明确其出土地点，一直未得到人们的重视。年春，考古人员在石峁外城东门址里发现了一些石雕头像的残块。7月，在外城墙一处马面旁坍塌的筑石中，又意外发现了一块长24厘米、宽13厘米、高20厘米，几乎完整无缺的石雕人面像。该石雕像，深目高鼻，表情沉静，面部轮廓成椭圆形。
石雕人面像
这些特征整体呈现出的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奥库涅夫文化早期及中国新疆北部切木尔切克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陕西省有关部门年以前征集到的那20多块石雕人面像总体特征与此类似，不过面貌上没有重复的，个性化特点比较明显。这种情况表明，这些石雕头像应该有具体的雕刻对象。
考虑到石峁遗址恰好位于欧亚草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文化传播的中间环节，专家们认为，这些具体雕刻对象很可能来自于北方的欧亚大草原。但联系到石峁遗址整体所表现出来的华夏文明特质，这一现象所反映出来的历史真相很可能是，奥库涅夫早期文化和切木尔切克文化的宗教信仰跨过欧亚大草原和西北甘青地区传播到了彼时的石峁古国，并成功俘获了石卯人的精神信仰。
深目高鼻、表情沉静的石雕人面像所代表的应该是该教派所崇奉的至高无上的全能神灵，类似于后世传到中国的释迦牟尼、耶稣和真主安拉等。
皇城台是石峁古城宫殿及高等级建筑基址的核心区，台顶有成组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西北侧可见多达9级的堑山筑砌的护城石墙层叠包裹，局部墙体装饰有石雕菱形眼纹，错落有致，坚固雄厚。
在护坡石墙上可以看到，这种菱形眼纹是通过大小基本一样的三块菱形石头来搭配，通过浮雕眼框来表现眼睛的——两只眼睛中间隔一块石头，形成了一个神秘恐怖的“人面像”，犹如能洞察一切的神眼，日夜守护着古城。
皇城台顶端“大台基”南护墙区域，在年还发现了包括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在内的30余件精美石雕作品。这些石雕绝大多数是雕刻在石块一侧的单面雕刻。大多数是以正脸的神面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动物和侧脸人面。其艺术构思和雕刻技艺堪称独特、精湛。
“从层位关系来看，‘大台基’南护墙年代不晚于公元前年左右；从使用背景观察，这些石雕可能来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级建筑，系‘旧物新用’，在修砌‘大台基’时嵌入南护墙。目前看来，这些石雕与多年前石峁先民砌筑石墙时放置玉器、起修建筑时以人头奠基的精神内涵相同，代表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赋予皇城台‘大台基’精神力量。”
位于石峁城址外东南方向的樊庄子地点是一处具有祭祀性质的哨所，虽然其结构很可能是构筑在石头围墙上的一种木架构的高层建筑，功能犹如长城的烽火台一般，不排除它作为年前的哨所的可能，但其“内方外圆”的内外两重石围结构，以及位于整个石峁城址的东南方向的一山包顶部，还有它的地理位置和出土玉铲等情况，都不能不使人想到代表天圆地方的祭坛。也许，祭坛是在石峁城址遭到外敌严重危胁时，不得已临时改变性质作为瞭望哨所。
总而言之，石峁城址建筑物基址下面和墙壁中间埋藏和塞置的玉器、人殉，以及石雕人头像、菱形眼睛、精美石雕，还有疑似祭坛的发现，说明在石峁古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雏形的宗教系统：石雕人头像是全体教徒信奉的万能神灵，石峁统治者是高居顶端的教主，而居于统治者之下的是一个掌握教权的巫觋阶层。
他们通过对城址墙体进行精心的装饰，既使这个墙体起到庄重美观的作用，还使观赏者产生一种神秘威慑感，犹如教徒走进教堂一样，能使教徒从内心深处油然升起一种献身神圣的服从感。这或许正是石峁统治者震慑其他古国、酋邦，以使其服从石峁统治者信仰中心地位的重要精神手段。
——摘编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年9月版
本书是一部用考古学资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曾入选“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同时在年“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不同于以往学人关于夏代区域性、碎片性的论述，作者置这段历史于同时期以西亚、中亚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远瞩的全局性目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所取得考古学成果，第一次系统、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这年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至前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长安街读书会推荐干部书单（经典篇）“长安街十部好书”等推荐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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