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石刻遗物

在中国各地现在了解到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除去石制工具外，很少有石刻艺术品出现。这时的石制装饰品主要是一些玉石及其他石料制作的环、珠、坠等小型饰物，由磨、钻等工艺手段制成。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区域内，都曾发现石制的小型人体装饰品，北阴阳营文化中出土的玛瑙玦（上面有缺口的圆环形装饰物）、玉璜（半圆环形的饰物）、玉管、三角形石坠等，都磨制得十分精细，五彩缤纷。有些石饰物还成批装入陶罐中随葬，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很珍爱这些晶莹美丽的石制品了。

近年来，在辽宁省东沟县后洼遗址中曾出土一批小型的石刻艺术品，这批石雕最大的也不过6厘米高，最小的仅1厘米左右。其中有猪、虎、鱼、鹰、鸟、蝉等动物形象，也有人和人头像。这样小的石雕很可能是随身带着的吉祥物，起着辟邪和护身的作用，也可能是一些氏族崇拜的动物图腾。这一批小石雕产生的时代大约距今年，说明中国原始先民们很早就设法利用石头制作艺术品了。如果把它和以后的文字、艺术石刻看成同一类的话，那么，中国的石刻历史也就可达年以上了。

在浙江、江苏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多次发现大量由玉石制作的礼仪用品，如祭祀和丧葬等仪式中使用的琮（一种外形为方柱体，中间钻有圆孔的礼器）、璧（圆环形的装饰品）、镯、钺（横向的大斧）、杖首、带钩等，上面往往刻有精致的花纹，有人面神兽、鸟、兽面等。江苏武进县寺墩3号墓一处出土的玉器就有多件。浙江余杭县反山出土的一些玉琮极为精美，是良渚文化玉器中的代表器。这些玉器可能都是用旋转的木轮加上沙子磨制成的，与用钻凿刻石的工艺有所不同。这些玉器工艺精湛，花纹繁缛，反映了当时氏族的装饰习惯与宗教信仰，也表现出人们对使用石料的兴趣。但这与石刻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尽管在后来的商周文化遗址中曾出土大量精美的玉雕、石雕，甚至有小型的人物、动物圆雕像，但文字石刻和建筑用的石刻却久久未能面世。

追寻起来，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可能要算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发现的一件商代晚期石簋（一种古代的食具）。在这件白石雕成的簋耳上刻有器主的名字，书体与当时的甲骨文字相似。除此之外，现存的自商周至秦代以前的大型石刻，只有秦国的“石鼓文”、“诅楚文”，中山国的“守丘刻石”等寥寥几种。

石鼓文是最为著名的古代石刻瑰宝。它一共有10件，每件上刻写一首与《诗经》风格韵律相近的四言诗。文字奇古，内容丰富，历来深受文人学者们珍视。叫它石鼓文，是因为这些石刻是环刻在外形上圆下平的石材上。这种形状有些像鼓，但更接近今日的馒首外形。而刚出土时，唐代文人便叫它石鼓，所以沿袭下来。实际上，这种形制的石刻通称作“碣”。明代郭宗昌曾为之正名为“石碣”，后来又有人称它“猎碣”，是由于内容中有秦王出猎的诗句。

石鼓出土的具体时间还不好确定。但据《元和郡县志》卷二天兴县条的记载：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曾经记录了天兴县内有石鼓的情况。这样看来，在唐朝初年，石鼓文已经出土问世。后来中唐时期的著名文人韦应物、韩愈分别作了“石鼓歌”来赞颂石鼓，更使它的声名显赫于世。唐代贞元年间，郑余庆将这批石鼓移到陕西凤翔城中的夫子庙中保存。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止，城池多被毁坏。这10件石鼓便流散在凤翔乡间，有1件还被农民凿成石臼使用。直到北宋初年，司马池任凤翔府尹时，才设法搜集，找到9件，重新移回府学中收藏。北宋皇祐四年（年），向传师终于找到短缺的最后1件石鼓，补足全璧，可谓失而复得。北宋时金石收藏之风兴起，皇室更是热衷于此。宋钦宗、宋徽宗等风雅皇帝搜遍天下名石，下令将石鼓由关中运到东京汴梁。大观年间，石鼓送到汴梁国子监辟雍，后来又移入皇宫保和殿。为了保护石鼓文字，宋徽宗用金子填入字迹中，表示永不复拓。但是谁能料到，宋室倾覆，国宝被虏。金国攻破汴梁后，将石鼓和其他宫中珍宝一起搬运回燕京（今北京）。金兵们剔走字中的金子，反而造成了文字更大的毁损。金、元以来，石鼓一直安放在北京国子监等地。在抗日战争中，石鼓与故宫文物一同南迁，辗转于西南各地，每个近1吨重的石鼓长途搬运，该是何等的艰辛。但它仍安然无恙地在抗战胜利后返回北京故宫。这真是文物工作者们创造的奇迹。

由于历代捶拓不断，加上风化和人为残毁，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石鼓，文字残泐得已经十分严重，破坏最厉害的第8鼓上已经一个字也没有了。据统计，10件石鼓上仅存个字。因此，想了解石鼓文的原来面貌，必须依靠早年的拓本。其中最完善的是明代人安国收藏的北宋拓本3种，人们习惯称之为“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以作为区分。这3种拓本也不一样，相互补充，可以读到原石鼓上的个字。而北宋欧阳修《集古录》上记载，他见到的石鼓拓本上只有个字。到了元代人潘迪作《石鼓文音训》一书时，所见拓本上仅有个字了。安国所藏的3种原拓被日本人三井购去，已不知下落。所幸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曾见到河井氏藏安国拓本的照片，将它翻印下来，后写成《石鼓文研究》一书出版，才保留了这一珍贵的材料。

石鼓文的文字与西周铜器上的铭文书体相似，粗犷凝重，雄浑有力，即以前金石学者和书法家惯称的“籀文”。清末学者王国维将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形体分为东方六国的“古文”体系与西方秦国的“籀文”体系，石鼓文是这种理论的重要证据之一。这种划分是因为秦国使用的文字形体变化较小，不如东方六国的变动迅速，形式多样。秦统一天下后，便在这种书体的基础上制定了小篆，通行全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一文字”——文字书体统一化。

石鼓文刻写的确切年代，也是近千年来学者聚讼不下的一个问题。唐代文人大多认为它是西周的产物。如韦应物在《石鼓歌》中说：“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将它说成西周宣王时的刻石。金代人马定国则认定它是北周时的刻石。清代人俞正燮根据《魏书》中记录北魏皇帝到岐阳祭祀一事，认为石鼓文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西征盖吴时留下的刻石。

到了近代，出土古文字材料日益增多，人们对石鼓文的认识也日益深入。学者们普遍倾向于判定石鼓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遗物，但具体是哪一年，仍有多种不同看法。马衡、郭沫若、马叙伦、罗振玉等人主张春秋时期，提出秦文公时、秦穆公时及秦襄公八年时等几种看法。罗君惕、唐兰等人主张战国时期。唐兰提出秦献公十一年等说。但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定不移的证据，因此各种说法仍然并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不过可以确定石鼓是先秦最大的一种石刻遗物，它距今至少有多年。

诅楚文是刻写在石板上的祷告神灵、诅咒楚王的册文。它也是战国时秦国的产物，一共有3件，第1件叫“巫咸文”，是宋代嘉祐年间在陕西凤翔开元寺附近出土的。宋代大诗人苏轼曾经写过一组《凤翔八观诗》，记述了这件事。宋徽宗时把它收归皇宫御府。“巫咸文”刻在一块长方形的石板上，共有个字，其中有34个字磨灭无存。第2件叫“大沈厥湫文”，厥湫，就是湫渊，是在今甘肃泾川县境内的一座水潭，又叫朝那湫。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秦国在这里祭祀朝那水神。这件石刻是在宋代治平年间由当地农民发现的，现存字。第3件叫“亚驼文”，亚驼即指滹沱河。郭沫若断定这是宋代人仿照巫咸文和大沈厥湫文伪造的。

这些“诅楚文”的内容都是先追述先代秦穆公和楚成王的友好关系。再历数楚王熊相的各种罪状，诅咒他的进犯。表明了秦国军民被迫反击、同仇敌忾的决心，以及请求神灵护佑，使秦军战胜楚国。它们当初的作用，和在河南温县、山西侯马等地出土的战国盟书相同，都是向神灵昭告用的宗教礼仪用品。在举行过祭祀仪式后，将文书投入水中或埋入地里，表示送给神灵知晓。

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镇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墓区内曾经出土一件“守丘刻石”。这件石刻是刻在一块未经任何加工的大河光石上的。原石高0.9米，宽0.5米。上面刻了19个字，分为两行。内容是中山国监管王室园林渔猎的官员和守卫陵墓的官员向后人的提示，可能是表明这里已是陵区，请予注意。这件刻石有兼作地界石的作用，由此反映出战国时期可能已经常有利用天然石块刻写铭文的做法了。

除此之外，以前的金石书中还记录了一些被认为是先秦石刻的遗物。如岣嵝碑、坛山吉日癸巳刻石、比干墓字、吴季子墓碑、红崖刻石、锦山摩崖等，这里有一些是后人附会的秦汉刻石，如坛山吉日癸巳刻石、比干墓字、吴季子墓碑等。也有一些还无法确定是什么时候的石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被人们当做夏代大禹手迹的“岣嵝碑”。

岣嵝碑原来刊刻在湖南衡山的岣嵝峰上，是一件摩崖石刻，共有77个字。它在唐代已被人发现，但后来原石便不知去向了。现在陕西西安碑林、浙江绍兴、河南开封禹王台等地均有后代根据拓本摹刻的碑石。在宋代的金石著录中没有一处提及岣嵝碑，至明代的文人杨慎、郎瑛、沈溢等人才作有释文传录。但这些释文实在是毫无根据。说它是夏代大禹的刻石，起源于唐代诗人韩愈、刘长卿等人的附会。韩愈在诗中说：“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但是他又说：“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看来韩愈白白爬上岣嵝峰，却没有见到石刻，大约那时它已经被毁了。从现有的各种摹刻本来看，它上面的文字形状很奇特，像变形的图画符号，又像唐宋道家的符篆。因此，它也可能是古代的崖画遗存或者巴蜀图形文字。近年来，浙江省博物馆的古文字专家曹锦炎同志在综合比较各种拓本的基础上，用形体相近的古文字比附岣嵝碑文，对它作了重新释读，认为它是战国初期越国的石刻。刻石时间为公元前年，刻石人为越国太子朱勾，内容是祭祀衡山山神的祝告。这种说法颇具见地，如能确定，不仅对越国史的研究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能将中国摩崖刻石产生的年代明确在战国以前。

红崖刻石是在明代末年发现的，至今仍保存在贵州省关岭县南龙爪树后晒甲山上。它是一片宽10米，高6米的山崖，上面共有40余个文字（或图形符号）。这些文字无人认识，大小不一，最大的达1米以上，最小的只有20厘米左右。最奇怪的是近前细看时找不到斧凿痕迹。明代嘉靖年间，邵元善在《红岩》一诗中首先介绍了它的存在。但直至清代中叶，才有人认真地捶拓了它的拓片，流传于世。嘉庆年间，翁方纲又制作了红崖刻石缩小的摹刻本。前人对它同样作了多种附会和猜测。有人说它是商代殷高宗伐鬼方时的刻石，有人叫它“三危禹迹”，又有人说它是诸葛亮南征时的刻画……甚至海外学者也对它产生了兴趣，如法国人柏茹雷等就认为它“含有绝对的神秘性”。也有人否认它是人工刻石，认为这是天然形成的痕迹。从邻近贵州的广西、云南等地崖画情况来看，红崖刻石很有可能是一种古代的崖画遗存。

这些先秦时期的石刻，虽然形制各异，没有系统的类型，制作技术又比较原始，但它们仍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石刻在本土上生长出来的萌芽，是古代石刻的先源。这些遗物，标志着中国石刻早期缓慢而艰难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