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的蝙蝠

从小小禽兽到微末苔痕，

大自然天工赫赫，

神渺难测......

天宇辽阔，暮霭苍茫。壮观巍峨的钟鼓楼静默着，黄褐色的墙壁反射着细碎柔和的光。衬着斑斓的晚霞，钟鼓楼的楼脊后升起大团青烟，风里尽是呜咽之声。那是从黄昏起飞漫天翔舞的蝙蝠群。它们悄然无声地聚合、又迅疾散去。

早些年前钟鼓楼的蝙蝠一直很多。以前的荷花市场，是老北京人纳凉的聚集之地，等到暮色降临，在地面上仰看，大群的蝙蝠开始出现在晦暗的夜空，穿梭、兜转、盘旋，有时会飞出很远，一直到近郊的庄稼地去觅食。直到暗夜展开蝙蝠一样的巨翼，盖住了最后的光线。

蝙蝠之所以把钟鼓楼当一个据点，很大程度上，是钟声让它们能很远就辨别方向。

蝙蝠靠回声定位来引导飞行，是自然界中的精密雷达。它能快速有力地收缩咽喉肌，从而产生超声波，即在飞行中，产生频率在2万赫兹以上超出人类听觉范围之外的超声波脉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蝙蝠的“回声定位声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蝙蝠都由嘴发出超声波，有些是用鼻孔，有的两者兼有。

我们听不到的声音，蝙蝠能听到。而钟楼内部的建筑结构，与声学原理和谐统一，与共鸣、传声巧妙地融为一体。“天井”与“十字券洞”的贯通，恰似上下两个重叠的共鸣腔，使钟声回旋于腔体，产生共鸣，不仅钟声得以扩大，而且更加圆润动听。钟鼓楼的钟鼓之声，不仅传达了报时的声响，更传达着广阔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延续着我们对人与自然有意味的倾听，让人在悠长的回音中有所感悟。

大多数蝙蝠既可栖于自然环境里，也可居住在人工环境中。它们多以植物的果实、昆虫等为食，不过动物学家在非洲草原上发现了一种吸血的蝙蝠，它们是非洲野马的天敌，能用尖利的牙齿一下咬破野马的皮肤。它们的唾液中含有一种特殊的酶，可以防止新鲜血液凝结，直至吸饱血后才飞走。它们发起攻击时，野马蹦跳狂奔，想甩掉敌手而不可得。等蝙蝠吸饱后自行离去，野马也奄奄一息，很快丧命。此外中南美洲也有吸血蝠。

吸血蝙蝠启发作家创造了吸血鬼形象。年一本叫做《德拉库拉》的小说问世，吸血鬼借尸还魂，以人的面目出现，到处吸食年轻人的血液，在暗夜里四处游荡。在西方文化里，蝙蝠被视作“魔鬼的随从，死亡的信使”；它们似鸟而非鸟、似鼠而非鼠的“两面派”特性，往往和负面的魔鬼、受诅咒的异教徒灵魂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它们能在黑暗中飞行。在早期人类看来，这种动物好象来自超自然的领域。作为黑暗阴影中的恐怖象征，玛雅人甚至将蝙蝠认做是在黑夜中施展魔力的罪恶之神，以及地下世界的守护者。

DC漫画中的蝙蝠侠是正面的超级英雄，但其出现是比较晚近的事

但是在中国文化里，蝙蝠却并没有因为它的外貌、生活习性和叫声引发恐惧和厌恶，相反向来以积极美好的形象示人，甚至是祈福的第一吉祥物。

“蝙蝠，一名仙鼠，又曰飞鼠。五百岁则色白脑重，集物则头垂，故谓倒挂鼠。食之得仙。”（西晋崔豹《古今注》）

“千岁蝙蝠，色白如雪……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

“百岁伏翼，其色赤，止则倒悬。千岁伏翼，色白，得食之，寿万岁。”（东晋郭璞《玄中记》）

“伏翼”是蝙蝠的别名。据说百岁的蝙蝠是红色的，千岁的蝙蝠则是白色的。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有记载：“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甚至李白都有一句诗，表达了对这种高冷动物的崇拜：“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古代玉制的蝙蝠

在古代社会，防范蚊虫的设备和药剂极为粗陋，蚊虫毒物侵袭是个关乎生死的大问题。在漫长的黑夜里，蝙蝠入室飞翔，捕食蚊虫，真可收获发自内心的感激。“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族安群民”（蒲松龄《驱蚊歌》），蝙蝠使人们免受蚊虫毒物叮咬，巡夜驱毒保平安，其样貌又是一种不同于寻常走兽、植物的异物，被认为是祥瑞之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尤其到了明清，从宫廷到民间，与蝙蝠有关的吉祥图饰，在服饰、建筑（构件或装饰）等事物上随处可见。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外形丑陋、行动诡秘的形象，在艺术者妙笔生花的创作下，蝙蝠的形象变成了一个个美观的纹样，变成了接福纳祥的标志。

恭王府著名的“蝠池”，是用青石砌成的蝙蝠形大水池

《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之大哥柯镇恶，绰号就是“飞天蝙蝠”，他是位盲人，只能依靠声音来判断方位、空间，他的相貌也很丑陋，但本质上却是位嫉恶如仇的大好人。金庸这位很有格调的作家，笔下所有的细节都显得严谨，对这一细节的刻画，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内涵的深刻认知。

距钟鼓楼不远的恭王府，是清代规模最大的王府。有别于皇家建筑的礼制和正统，恭王府体现着另一种低调沉稳的富贵和精致。在这所著名的宅地中，处处都是“蝠”，有近万只形态各异的蝙蝠形象或式样，众多中水池、假山乃至部分建筑平面形式，都被做成蝙蝠形状，园中穿插有“蝠池”、“蝠山”和“蝠厅”，匾额、风火墙、隔扇等建筑结构上面，随处可见翩然欲飞的蝙蝠纹饰，彩画、窗棱、穿枋、雀替和椽头上，比比皆有描绘蝙蝠展翅飞翔、从天而降的场景，卷曲自如，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从游廊彩绘、窗格、栏杆、门框，到各种瓷器、漆器、石雕、家具、刺绣等等，包括常与之搭配出现的桃、鹿、寿字、万字等元素，设计者用丰富想像力和超群智慧，把蝙蝠纹案美好的寓意发挥到了极致，是一个十足的风水“蝠（福）地”。

什锦窗上也有倒挂的蝙蝠图样

这些祈求平安、寓意吉祥的图案，将恐慌和戒惧，转变为友情和敬意，同时也是厚德载物，文明传统，天地精神。祖先们对未知、对自然都保存敬畏之心，在恭王府，这种敬畏并非像文人画中那般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孤傲荒寒之美，而是处处显示着日常生活的祥和情调。《韩非子》认为“全寿富贵谓之福”；《礼记·祭统》则谓“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也，即富贵、长寿、安宁、吉庆、如意等全备完美之意。”中国人的幸福观，在万福之地恭王府得到了最为集中、最为生动的表现和演绎。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在自然之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未被深刻认知的气机与生态，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各得其所、自由自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同时又呈现着混杂性、流动性、融合性的特征；故而伏羲运思之妙，正在于“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在这样的思维方向和自然观念里，生命活动与山川自然、天地万物、江河运行之机相呼应、相沟通，是为天地运化之妙境。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中国人对蝙蝠向来十分友好，不像西方人那样，将蝙蝠与毫无好感的罪恶或黑暗势力相联系。诸如蝙蝠、蛇、穿山甲等属阴的动物，古人对其皆保持着一种敬畏态度。古人不会去打扰或是侵犯它们的栖息环境，更不会去随意捕杀、食用。对蝙蝠形象的观照、体验、领悟、概括、夸张、联想、美化，融入祈福求吉的愿望，最终使之演变成为吉祥图案与符号，是这种文化思想的必然结果。

恭王府的蝠形门扣

不止于恭王府，中国文化里的蝙蝠处处可见，借其意与象来祈福纳祥，并与自然、天地交流，祈望得到神灵的庇佑与保护，这样的观念蕴藉着中国人特有的精神世界，显示出极富魅力的文化传统，不仅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也显示了一种超然与诗意。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发展和衍变，蝙蝠成为中国人吉祥、健康、幸福的象征；形式多样并且内涵统一，同时又在现实中没有过于亲近，保持着隐约的界限。

蝙蝠平时远离人类，它们昼伏夜出，栖息在幽暗隐蔽的洞穴里，与人类的活动空间并无太多交集。但随着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蝙蝠的活动越来越不受控制，类似海鲜市场那样潮湿密闭的环境特点，正是城市蝙蝠理想的觅食场所甚至栖息之地。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尽量不去逾越边界，和杜绝野生动物交易一样，同样是当务之急。

古老的狩猎方式中，显示着“网开一面”的好生之德

善与恶密切相关，人与兽藕断丝连，生与死因因相续。携带着大量病菌的蝙蝠其实并不可怕，能消灭害虫，还有传播花粉、维护生态平衡的功用，可怕的是不知敬畏的人心。包括蝙蝠在内，野生动物携带病毒感染人群，可能会成为今后流行疾病不可避免的趋势。几千年来，中国人与蝙蝠不即不离、相安无事，并没有引发瘟疫或者重大恶性疾病，人类还利用回声定位来研发雷达。但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蝙蝠从“福”变成了“祸”，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蝙蝠体内代谢水平一直是个谜。虽身携令人闻之色变的病毒，但无论吸食什么，它们的免疫系统都表现得令人叹服，既不会出现过激的免疫反应，又不会对自身组织造成损害。它们的生命有如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悉心安排着。自然伟岸，从小小禽兽到微末苔痕，无不天工赫赫，神渺难测。

上世纪80年代，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采集北大西洋海水，研究发现，每升海水中有亿个病毒颗粒。学界推算，海洋中的病毒，连成排的话可长达万光年。这些病毒释放了10亿吨碳元素，我们每呼吸十次，有一口氧气就拜病毒所赐。年，人类基因图谱绘完，人类审视进化之路，才发现有近10万病毒片段残存基因之中，占人类DNA总量的8%。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谁应该对谁的栖息地有更好的尊重？

“推天道以明人事”，我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自然之子，或者说，是伟大自然挥弘运化的一部分。大自然毫无区别心地包容了一切，当然包括微不足道的我们，以及我们更加微不足道的个人命运。这是对生命的最终理解，是与自然的和解，又是对自身的解脱。

撰文

刘东黎

排版

j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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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阑珊，漏断人静。瞬息京华，春明秋景。

且让文化与记忆的一叶轻舟无声滑过

闲云野鹤，沧浪浮萍，

只载游兴，不载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