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闰三月，清东陵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吏部主事吴可读在此仰药自尽。实话讲，一个六品官自杀，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令人震惊者是其死因——死谏，且所谏之事关系皇帝正统问题，从而引起朝臣纷议。
吴可读以为：同治帝逝后，继位者应该在其低一辈的近支宗室中选择，但慈安和慈禧为了能够继续把控朝政，以“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为由，定载湉继嗣咸丰帝。
为了防止王公大臣非议，慈禧更是强势宣布：“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对此，与会的王公大臣不敢抗议，而之后抗议者如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御史潘敦俨又为慈禧所打压。面对此种情形，吴可读遂选择在同治帝归葬惠陵之后，留遗书后服毒自杀，进行尸谏。
01
吴可读，祖上原为浙江处州人。明代初年，先祖随肃庄王朱楧到位于兰州的藩王府，由此迁居兰州，此后世代以耕读传家。
吴可读少时颖悟好学，记忆力超常，能过目成诵，下笔千言，一挥而就。道光十五年（年），吴可读考中乙未恩科举人，然后入京会试未第，然后便长期寓居北京。
关于吴可读在北京这一时间的行止，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中是这样记录的：吴可读未中进士前，不修边幅，行为放浪，整日流连于陕西巷的妓院之中，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叫“吴大嫖”。
当时有副对子：“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讽刺他床头金尽，被老鸨子赶出，重回九天庙借住用功的窘况。
一直到四十多岁，吴可读才中进士。但浪子回头，即以直声动天下，成为名士中的骨鲠之臣。吴可读在留给儿子的《遗训》中说：“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故同乡及两书院及门诸子，至今犹愿吾主讲席。”
02
无论如何，毕竟蹉跎若干年，对吴可读的学业水平还是有很大影响。于是审时度势后，吴可读决定暂时放弃会试，转而以大挑举人的身份，担任伏羌（今甘谷县）县学训导。道光二十八年（年），吴可读赴任，并被聘为朱圉书院山长。
经过两年的休整（道光三十年），吴可读在伏羌学生的帮助下，凑集路费，重新赴京师会试，终于考中当年（庚戌科）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后来，吴可读又晋升为员外郎，但此后职位长期没有再次升迁。
同治十一年（年），吴可读升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当时，清廷正为各国驻华公使觐见同治帝的礼仪问题展开讨论，吴可读建议不要强求公使们行跪拜礼，得到舆论赞同。
同治十二年（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其在甘肃虐杀无辜等劣迹，被陕甘总督左宗棠弹劾，吴可读亦弹劾成禄，称其“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请求清廷加以严惩。
同治年间，新疆局势混乱，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一方面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而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过酒泉一步；另一方面，又贪婪狠毒，既向民间摊派了三十万两白银的“供奉”，又因摊派未得满足，诬民为盗、纵兵残杀二百多人，以此冒功请赏。
左宗棠在密折中指责，成禄奉旨西进七载，战绩无闻。该军十二营，现存实数不过五六营，前由高台发两营赴肃州，拉运车二百余辆，半载妇女小孩。部队久驻高台，蓄养戏班。上年遣人赴京接取其三姨太，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
但成禄被押解入京后，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洗涮，最后成功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对于这样的结果，吴可读愤不可言，又上疏力争，请求“立正典刑”：““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言语质朴，几近讥刺，同治帝少年初解文字，敏感异常，认为吴可读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顶撞。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称，吴可读奏疏呈上后，同治帝大怒，直说“吴可读欺负我”，甚至为此大哭，“非要吴脑袋不可”。
清律规定，定人死罪，非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十三位堂官“全堂画诺”，缺一不可，可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因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吴可读方才保住了性命。
但死罪虽免，活罪难逃。为了安抚皇帝，最后将吴可读，改为降三级调用。又因一时无官可补，吴可读遂于同治十三年（年）返乡，并应左宗棠之聘，再次主讲兰山书院。直到光绪帝登基后，吴可读才重新得到起用。
左宗棠
03
掌教兰山书院后，吴可读开始了与左宗棠的交往。光绪元年，甘肃贡院落成，吴可读应左宗棠之邀，撰写了著名的甘肃举院长联。此联共字，现存《携雪堂全集·楹联》。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门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螰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金戈铁马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波助澜。”
这首长联构思巧妙，对仗工稳，气势宏伟，情景交融，最能体现吴氏横绝一时的才华气概和深厚的学识功底。贡院落成时，又恰逢左宗棠64岁大寿，吴为撰联曰：“千古文章，功参麟笔。两朝开济，庆洽羲爻。”
上联盛赞左氏的道德文章，可列名于历史典籍；下联借用杜甫《蜀相》中“两朝开济老臣心”句意，赞颂左宗棠历经咸丰、同治两朝，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联中暗喻其功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这正好与左氏平时爱自比诸葛亮相合；而“羲爻”之“爻”，为《易》卦的基本符号，相传为伏羲作，故名，此又《易》之六十四卦之数，切寿主“六十四岁大庆”。
据说，左宗棠见此联后，非常高兴，并传各司道官员共同欣赏，声言“不可负此佳联”。
他还写了《呈左爵相七律二首》，诗云：
“三百年来第一人，文章经济绝无伦。军中韩范名儒度，天下安危宰相身。造士广开千万厦，怜才上达九重闱。紫芝朱草光芝在，留得楹联百世新。”
“感恩知己更何人？六十余年戴德身。千水见河山见华，维崧生甫岳生申。从来诗律推元老，自古边防借重臣。遥想玉门关外路，万家杨柳一时新。”
诗中赞扬了左氏的文学和政治才能，推许他为“诗律元老”和“边防重臣”，并对他怜惜人才、修造贡院的行为进行表彰。不难看出诗人对左氏的折服及二人的深厚友谊。
04
年1月12日，同治病亡，其无子。有清一朝，首次遇到需从皇帝子嗣外寻找继承人的严重情况。
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意思是，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的缺憾，以确定继承人，即为立嗣，以续承宗庙世系。帝嗣的选立，则不仅与皇脉延续攸关，更与国家命运关系重大。
翁同稣对选嗣过程有亲历记述：“戌正，摘缨青褂。太后召诸臣人，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宣布曰某。
一般认为，慈禧选帝主要基于以下考虑：载湉年幼，仅4岁，便于慈禧垂帘听政。如果拥立长君，听政便不合法度。载湉与慈禧关系密切，他是咸丰弟奕和慈禧妹叶赫那拉氏所生，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外甥。另一层面的原因是，载湉与同治同属“载”字辈，这有违常理，原本继承同治帝位的应该在同治下一辈(“溥”字辈)中寻找，但那样一来，将使慈禧成为虽尊而疏的太皇太后，同治皇后将成为皇太后，慈禧的垂帘听政间隔一辈变得失去名义，所以慈禧只能在同治同辈中寻找。但如何处置同治、光绪两帝问的平衡，为光绪立嗣寻找入乎情理的解释，慈禧在立嗣时对此明显缺乏考量。
在当时，慈禧的“私心”可谓“士人皆知”。虽然大部人慑于慈禧之威势，敢怒而不敢言。但中国的士人们又有着视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言谈微中”的狂优和持“道”不屈的君子，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不曾绝迹。
于是，年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首先提出异议，结果就是被传旨申饬。年3月27日，御使潘敦俨又挺身发难，结果罢官免职。但严厉惩处之下，挺身赴义者仍续起不绝，直到吴可读“尸谏”的出现。
05
据吴可读自称，其“尸谏”很重要的原因是存有感恩之念。“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这是指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一事。
故吴可读早有死意，其在同治死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将此身置之度外。只因一好友劝他，“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才暂时作罢。
年4月1日，同治帝后归葬惠陵，两宫太后、光绪皇帝及大批官员出京送葬，在蓟州举行迁奠礼，奉安典礼平静结束后，于20日返抵皇宫。
而吴可读早在4月11日就已经住在蓟州马伸桥三义庙，大队人马离开蓟州时，吴仍留该庙。在三义庙居住的几天中，吴给该庙主持周道士写了六封信，给儿子写了两封信，交待已选好葬所，自古忠孝难两全，不必归葬祖茔。并告诫其子待朝廷查案后，“总以速出京为要”，出京后可投靠左宗棠。可说是从容安排好后事。
吴的“遗折”最具分量也最让时人传诵的是下面一段话：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
公然指责慈禧“一误再误”，责怪言词里是一腔忠诚，忠君乃至某种愚忠，是以极端方式建言的最主要缘由，吴对此也坦承：“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鳅之尸谏，只尽愚忠”。
吴可读还直截了当地对朝命进行了驳斥：“懿旨内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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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可读的“尸谏”客观上促使清廷不得不再次正视“建储”、“继统”与“继嗣”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明确了具体方案。对吴可读，清廷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抚恤。其葬于蓟州的遗愿，也得以实现。
但吴可读想不到的是，不过三十多年后，他愚忠的清朝就灭亡了，更何谈“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
吴可读算是晚清“人才中的人才”了，但其视野和格局仍只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间徘徊。
中国的士大夫们虽自古即有“定臧否，穷是非，触万乘，陵卿相”，“自置于必死之地”而不辞的志气。但这种志气，却从未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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