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28日，安徽省徽京剧院为纪念徽班进京周年，推出了大型徽剧《徽班进京》。声腔婉转时光倒流，一段再现中国戏曲繁荣盛世的传奇历史让人如痴如醉。
徽班，徽州人蓄养的家班，当年进京献演的徽班几乎清一色地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繁华都市，扬州。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五，一场传统的祭盐仪式在扬州个园举行。祭盐仪式上，供奉着夙沙、胶鬲和管仲的画像。在中国历史的记述中，他们因为开创食盐的生产、贩运和销售，而被奉为“盐宗”。
四百多年前，当郑景濂携妻子从徽州歙县长龄村来到扬州时，一定也对这几位盐业先辈心存敬畏。此前，郑景濂一直在村里过着简单的耕读生活。但是到扬州经商，实在是他由来已久的梦想。因为已有数不清的徽州人在扬州发了大财。
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一千多年前的隋炀帝，几乎倾全国之力开凿出横跨南北六省市，贯穿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扬州地处大运河水运之要冲，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两淮盐业的都城。其管理机构，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门就设在这里。明清时期，两淮盐区南界浙江，北接山东，东至江苏东部，销售区域地跨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六省，覆盖长江流域淮河平原的多个州县，是全国最大的食盐消费区。两淮的盐称为淮盐，淮盐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销售利润更是达到全国的一半以上。
引市街，南接扬州河下街，西至渡江路。这条极不起眼，巷宽仅一米左右的小街是旧时商人炒卖盐引之处。郑景濂也打算在扬州经营盐业，但这里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超乎想象，尤其是客居扬州的山陕商人，实力强劲堪称“巨鳄”。郑景濂知道，要想分得其中一杯羹，首先就要取得盐引，就是贩卖食盐的许可证。商人只有凭盐引才能到盐场支盐，然后运往指定地区销售。
这种官督商销的盐引制度，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公元年，南京。大明王朝开国的第三个年头，国初兵事正盛。朱元璋钦定年号“洪武”。这位草根出身的皇帝，正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北方大军缺粮。
明初边患极为严重，北方蒙元残余势力曾数次反扑，甚至兵临通州威胁北京。杀伐果决的洪武皇帝大手一挥，80多万百战精兵立刻拉开架势。从辽东到嘉峪关，自东往西摆出了一个巨大的长蛇阵。
长期驻守宣府、大同、榆林等九大边关重镇。然而边地的近百万大军每年仅粮食消耗就达多万石，若遇战事开销更巨，于是吃饭便成了大问题。就在朱元璋头痛不已之时，山西行省出了一个妙招，用准许进行食盐贸易作为条件，招揽商人运粮支边，是为“开中法”。
开中法的“中”，其实就是换的意思。明洪武三年六月份的时候，朝廷招商纳粮，送到边疆地区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朱元璋从善如流，很快认可并细化了这一方案。将全国的盐场划分为若干销售区域，其内各自设立盐运司，督促商人进行区域专销。
当年开中法便在全国正式推行，开中法实施后，对大多数微州人来说，依然是远水难解近渴。从徽州到边疆，远则数千里，哪里及得上山陕商人近水楼台，他们有的索性就在边塞地区附近招募流民开荒屯田，连运费都省了。所以那时候的山陕商人出尽了风头。山陕商人跟北方的九边镇关系非常密切，他们的主要市场在那里。然后跟国家军队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的商业规模比徽州商人还要大。
好在风水轮流转，当年，郑景濂夫妇到扬州的时候，盐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年，明王朝改用“折色法”，替代“开中法”。所谓开中折色，就是原来是招商纳粮，现在改成纳银解部，完了之后直接到盐场支盐。就是你交纳一定的银两就可以领到盐引。
从徽州到扬州是多里路，从山西到扬州有两千多里路，这个地理位置给他们很大便利。新政免去了边塞运粮之苦，为徽州商人雄霸两淮创造了契机。徽州人开始大量涌入扬州淮安等地，摩拳擦掌踌躇满志。几乎同时，山陕商人不愿放弃厚利，纷纷南下虎视眈眈，一场旷日持久的盐业大战即时开打。
这一打就是一个多世纪之久，面对实力雄厚的山陕商人，徽州人采取了一贯的抱团作战方式。这一时期，歙县竦塘黄氏、休宁西门汪氏、婺源三田李氏等徽郡大姓率先试水以盐起家，转徙维扬出入荆楚。而仅歙县一个县，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
郑景濂适逢这场争霸战的下半场，虽然此时徽商已经取得优势，但他仍然不可避地受到波及。他不得不撤出战场，前往附近的小镇做帮工。
当两淮商战如火如荼之际，近在咫尺的两浙盐区，同样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当时浙江各盐场的产盐量忽高忽低，很不稳定。官府却责成盐场按时以固定的数额缴税，结果造成制盐工人纷纷逃亡，盐税大减。
徽州府歙县人程正奎当即向官府建议，采用灵活的办法，根据产量浮动征税。这一建议遭到了众人反对，他们言之凿凿，“高皇帝法迄今数十百年，安敢议纷更”。程正奎笑曰，“高皇帝法迄今数十百年，法穷矣。穷则变，变则通。庶可为长久计”。
程正奎的主张最终为朝廷所采纳，因为徽州人骨子里面的文化自信是很厉害的。过去有人说，徽州地少人多，跑到外面经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能够到扬州地区，到两淮站稳脚跟而且独占鳌头，与他们文化人格有关系。徽州盐商是依道营商、依义行事，他们的商业道德诚信非常好。所以他们在中国的商业群体当中必定会脱颖而出的，这是他们的优势。
经过长时间的角力，双方终于分出了胜负。清代《两淮盐法志》从侧面印证了这场争斗的结果。该书一共记述了80名盐商代表人物，其中徽商就有60人，山陕商人各10人。而据《两浙盐法志》记载，在35位著名的盐商中，徽州人就占据28名之多。
以徽州府歙县为例，在清代两淮八大盐务总商中，歙县人恒占其四。如江村江氏、丰溪澄塘吴氏、潭渡黄氏、山渡程氏、岑山渡程氏、稠墅潜口汪氏、傅溪徐氏、郑村郑氏、上丰宋氏、棠樾鲍氏以及蓝田叶氏等，各姓此起彼伏，各领风骚。还是清人陈去病说得最为直截了当，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
五年后，郑景濂重返扬州。这一次，他胸有成竹。周旋于同乡商界和官员之间，十年间渐渐崭露头角。公元年，明政府再次改革盐法，推行“纲盐法，明确了盐业专卖制度。所谓“纲盐法”，实际上就是盐商的专卖制度。当时它把手上有盐引的商人统统编入纲册，分为十纲。每年有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凡是纲册有名的商人，就可以获得永久的专卖权。所以纲法的实行，对徽商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徽州的盐商取得了世袭的垄断权。而徽州盐商的巨额财富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积累的。
郑景濂被成功列入纲册，经过数代经营，逐渐构筑起显赫两淮的郑氏盐业家族。
棠樾，中国的牌坊之乡。棠樾鲍氏，是徽州久负盛名的盐商世家。然而，说起他们的经商之途，里面充满着曲折和传奇。
公元年的一天，棠樾村年仅11岁的少年鲍志道身背简单的行囊，走过村口的石桥，只身外出谋生。临行前，母亲翻出家里仅剩的一枚康熙通宝，要他带在身上，希望能给远行的儿子带来好运。
小志道先是投奔在江西鄱阳做生意的同乡，在那里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有了点积蓄后，又辗转浙江金华、江苏扬州和湖北等地。前后九年，他东奔西走历尽艰辛，却始终未能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对鲍志道来说，自己要想在茫茫商海中立足，必须寻求新的突破。
公元年，20岁的鲍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扬州繁华依旧，富商巨贾云集，得知同乡大盐商吴尊德急需物色一名能干的经理后，鲍志道决定前去碰碰运气。
吴尊德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考试，当所有应聘者考完会计科目后，伙计给每个人端上了一碗馄饨。第二天面试时，吴尊德逐个询问，昨天所吃的馄饨一共有几只，有多少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这下所有人都傻了眼，只有精明心细的鲍志道答出来了。棠樾鲍氏后来名满天下，但谁又会想到鲍志道最初的发迹竟然与一碗馄饨有关。
几年后，鲍志道从吴家分出来单干，由于精明干练经验丰富，他很快被推举为总商，而且一干就是20年。长子鲍漱芳后来又承继父业，这对商界翘楚，为回报家乡和社会常常一掷千金。得知徽州府歙县紫阳书院和山间书院年久失修后，鲍志道二话没说，率先出资两和两银子用以修复。公元年，洪泽湖决堤，鲍漱芳带头捐献大米六万石。是年黄淮再发大水，他又连续设厂施粥两个月，所存活者不下数十万人。在今天闻名于世的棠樾牌坊群中，这座居中而建的乐善好施坊便是鲍氏父子崇文尚义、扶危济困的见证。
19世纪50年代的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清军在徽州激战。正在扬州经商的鲍氏子弟鲍崇莹获悉后，冒死潜回老家，将鲍氏祖容像和族谱带出。谁料刚逃出徽州，鲍崇莹就被一伙强盗截断了去路。强盗)认为这一大包东西是金银财宝啊，就打开来看了，看确实是容像。就说我看你们还是个孝子，就由你们去吧。
一幅珍藏了两百多年的鲍氏祖先画像，是鲍志道花费17两黄金，远聘两名宫廷画师，耗时两个多月精心绘制而成。它记载着一个庞大的徽商家族，纵横商海的努力和坚持。徽州是中国最为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在徽州人的商业活动中，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的现象极为常见。亲族之间乡邻之间抱成一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18世纪30年代清乾隆初年的一个除夕之夜，一名程姓徽商偷偷溜进了空无一人的扬州两淮盐运司鼓楼。程某运盐时，盐船倾覆，一下子亏银四万两之巨。为逃避讨债人的纠缠，他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就在程某孤寂无聊之时，同乡吴某也因欠债十万来到了这里。两人互通情况后，吴某说道，我这儿尚有五万两银子，还债虽然不足，接济你老兄倒还绰绰有余，干脆我把这五万两借给你，你也好回家踏踏实实过个年。感激不尽的程某回去后，随即置办了一桌佳肴美酒送到鼓楼。他对吴某说，阁下的大恩不言谢，今晚就让我安心地伴你守岁吧。在这个辞旧迎新之际，两名徽州商人展开了合作。从这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徽州人抱团取暖共渡难关的互助意识。这种不怕失败，败而复起的顽强韧劲正是徽商盛极一时的一大原因。
年10月26日，扬州“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在一场秋雨中如期而至。在中国，修禊的风俗由来已久，最早是炎黄民族春秋两季，举行的消灾祈福礼仪，之后逐渐演变成古代诗人雅集的经典范式。明清时期，扬州的盐商们尤其钟爱这种富有诗意的文化活动。清人李斗在那部写尽盐商风流的《扬州画录》中就说过，“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
而这三座蜚声远近的私家园林，均为徽州人所有，所以清代乾隆时候，有人评论城市的重要程度，讲到杭州是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
公元年，扬州盐商子弟郑元勋做了一件大事。郑元勋是郑景濂的孙子，祖上两代人的从商经验告诉他。在扬州，没文化太可怕。郑元勋决定修个最有文化味儿的园子，影园。公元年，影园黄牡丹盛开，郑元勋雅兴大发，邀请文人学士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会。
扬州文会，一向有固定的流程，园中设置案几，放好笔墨端砚笺纸、茶碗果盒等等，文人墨客现场赋诗当即刻印，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而影园的这次文会却与众不同，采用了少见的匿名赛诗方式。17位名士现场创作七言律诗数百首，郑元勋让人重新抄写，隐去作者，然后交给文坛领袖钱谦益评审。
南海黎遂球所作的十首一举夺魁，郑元勋特地让人制作了两只黄金酒杯，内刻“黄牡丹状元”五字，以示奖励。如此文会，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影园黄牡丹诗会一时被传为佳话。
郑夑，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扬州八怪”代表人物。自公元年辞官后，他就常往返于兴化老家和扬州之间，以卖画为生。又是一年重阳佳节，已是向晚时分，渐浓的秋意中，几杯薄酒下肚，郑板桥有些朦胧的酒意，眼前又浮现出好友徽州府祁门县人马曰琯那儒雅的模样。
郑板桥客居扬州，偶遇马，并在他的资助下渡过难关。从那时起，马曰琯马曰璐两兄弟就留存在自己温暖的记忆里。扬州二马虽是一介画人，却贾而好儒，主持诗坛数十年，身边聚集了，近百位有影响力的文人。
由于扬州盐商既有钱又有闲，他们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精致的文化，这个对于乾嘉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有非常大的影响。就像梁启超所说的，扬州盐商对于清代学术的发展，就像南欧巨室之于欧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
公元年，乾隆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全国献书种以上的共有四家，除了宁波天一阁主人外，其余三家均为徽商。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清人黄均宰曾说，扬州繁华以盐盛。
在扬州，盐商当年留下的印迹，至今历历在目。我们现在看到的瘦西湖的风景护城河两岸的风景，主要是当年扬州盐商留下来的。可以说赈灾的时候，都能看到徽商们的影子。徽州商人由于他们在两淮盐商中间经济实力很大，他们做的事情也很多。
扬州东关古渡码头的广场上，有一座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塑像。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盛况。从这里出口的盐，足够供应所有邻近的省份，大汗从这种海盐所收入的税款，数额之巨简直令人不可相信。
其实是马可·波罗大惊小怪了，在后来的明清两朝两淮盐商的资本之厚、上缴的盐税之巨那才真的叫人难以置信。在明清时代，有一句谚语叫“两淮盐天下咸”，这说明两淮盐的销售范围非常之大。两淮盐课占国家的税收比重非常大，所以以徽商为主体的扬州盐商，在全国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乾隆时代，扬州一地的盐商资本有0万到万两白银。
公元年，清政府策划了一次针对两淮盐商的专门行动。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两淮提引案”。两淮每年的食盐消费量惊人，本年预设的盐引数量往往不敷销售，盐商们就预先提取下一年的部分盐引，以资接济。江苏巡抚彰宝为此上奏，自公元年至公元年，两淮盐商所预提的盐引共获取余利多万两白银。这笔钱理应全部归公，虽说盐商确实预提了盐引，但每次都是依规纳税分文不少啊，这不是明抢吗？危难关头，一名叫江春的盐商江春挺身而出，代表盐商接受朝廷质问。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江春心知肚明，眼前这亏是吃定了，只能从长计议。于是他从头到尾叩头认罪，不做丝毫争辩。两淮盐商忍痛认缴下这多万两银子。江春的合作态度让朝廷满意，答应只罚银不治罪，众商这才缓了一口气。
接下来，江春面不改色，后续几次接驾更是做得滴水不漏，乾隆爷喜欢听戏，江春就在自家传统的昆曲戏班雅部德音班之外，另外组建花部春台班，春台班专门征集本地乱弹和各种花部声腔，排演与众不同的地方戏。安庆艺人郝天秀，唱腔柔媚动人，民间素有“坑死人”之称。江春不惜重金，将他和苏州名角杨八官一起揽入帐下。乾隆闻弦歌而知雅意，很快下旨减免两淮盐商所需缴纳的提引案税银，减税额度达数百万两，一场暴风雨就这样过去了。
公元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朝廷调集各地戏班进京献艺。江春的春台班，连同三庆四喜和春四大徽班驻演北京。四大徽班进京，那也是徽商扶持的呀。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庆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但是徽班进京，掀开了中国戏剧史新的一页。徽班进京，唱响了中国国粹京剧诞生的前奏，这是徽商献给后人的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饕餮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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